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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载壁画临摹:跨越千年的敦煌艺术传承

时间:14-07-31 栏目:墙绘新闻 作者:中国墙绘网 评论:0 点击: 1,572 次

七十载壁画临摹:跨越千年的敦煌艺术传承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监管不善,致使五分之四以上的藏经洞文献资料和经书绢画等各种文物被外国考古者、探险家卷走,接着就发生了西方汉学家介绍在敦煌的考古发现和中国学者追踪藏经洞文物下落的一些行为。但对于莫高窟博大恢宏、技艺精湛的造型艺术却没有多少人给予关注。

  一

  20世纪40年代初,一些美术家开始造访莫高窟,其中最早的是河南人李丁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是张大千的敦煌之行。1941年,张大千带人前往敦煌,在莫高窟住了一年多,他先是用自制的透明纸蒙在壁画上过稿,再拷贝到宣纸上描线涂色,一年多下来,临摹了200余幅。在兰州、成都、重庆连续举办临本展时,参观者众多,并引起了文化界和政界的注意。虽然张大千的临本有些地方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了改动,有些色彩不够准确,渲染层次也不够,但总体上反映了敦煌壁画的框架结构,线描也很流畅,效果还是不错的。

  通过观看张大千的展览,人们对敦煌造型艺术有了初步印象,纷纷向敦煌投去了关注的目光。在学者和艺术家的呼吁下,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的推动下,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由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油画家常书鸿担任所长。一起到敦煌的还有常书鸿的夫人陈芝秀及女儿常沙娜、画家董希文、潘洁兹、李浴等,大家主要开展壁画的临摹工作。但次年研究所撤销,工作人员纷纷东归或南下。

  1946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得以恢复,常书鸿一家返回莫高窟,先前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一起回来,但增添了一些新的志愿者,如段文杰、霍熙亮、郭世清等,大多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1947年、1948年,欧阳琳、孙儒涧、李承仙、史苇湘又先后来到敦煌。大家废寝忘食,争分夺秒,总想多临摹一些。敦煌壁画临摹不是案头小画的临摹,根据洞窟的结构和空间变化,有些壁画幅面大,得搭架工作,有的窟顶壁画和藻井图案得躺在架子上仰面观察勾摹,有的壁画离地面低,要斜躺在地上研画,有些拐角处的壁画,还得斜蹲着观察临摹。为了保护壁画,美术组废止了前面画家用透明纸蒙在原壁画上过稿的办法,小幅和局部采用写生式临摹,大幅作品则用幻灯放稿来勾稿,减少对墙上壁画的损伤。大家克服了生活和工作中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每个人都临摹了数量不等的一批作品。

  1948年,常书鸿带着大家的临摹作品到南京举办了一次敦煌壁画展,观众通过临本对敦煌石窟壁画艺术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代表中央文化部接收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纳入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管理。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美术组又增添了一些生力军,工作人员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文物局要求敦煌文物研究所多临摹一些壁画,要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展览,同时还要到国外展出,宣传介绍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敦煌壁画的面貌,段文杰和美术组成员根据以前壁画临摹的经验,研究出三种临摹方式:一种是复原临摹,就是把壁画中残破缺损的地方有根有据地填补起来,恢复原作未变色时清晰完整、色彩绚烂的本来面貌;第二种是客观临摹,就是按照壁间现存残破变色状态如实地复制下来;第三种是旧色完整临摹,把壁画的结构、形象、色彩等都依照现存状况进行复制,但残破模糊之处在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有意识令其完整清楚。

  不管哪一种临摹方式,大家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做到成竹在胸,还要不低于原作的熟练技巧,这样才能真实表达出原作的精神。段文杰1956年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名为“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临摹的过程就是进行研究的过程”“是一项严肃细致的艺术劳动”。

  三

  1950年到1957年这一阶段,敦煌文物研究所又调来李其琼、关友惠、孙纪元、冯仲年、万庚育等美术工作者,临摹团队从以前个人兴趣出发来选择临摹对象,进入有计划地确定临摹项目和有组织地合作临摹一些巨幅壁画及整窟壁画阶段。这样,就使展出的临本既有系统性又更具代表性。而且通过大家在临摹过程中共同切磋、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了临摹水平的提高。

  上世纪50年代,在常书鸿的支持下,段文杰具体组织实施,临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个人临摹与合作临摹相结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内容重要而又画幅巨大的优秀作品。如249窟西魏窟顶壁画“摩尼宝珠、阿修罗、东王公、西王母”;285窟西魏窟顶壁画“天宫诸神、伏羲女娲”……这批在1957年之前七八年间临摹的一批精品,无论从精准度、完整度、气韵神态、渲染线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作品在国内外展出后,受到热烈欢迎。

  上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美术组又增添了刘玉权、何鄂、李振甫、姜豪等画家和雕塑家,又临摹了如220窟五代壁画“文殊菩萨”,61窟宋代壁画“五台山图”(部分);临塑了416窟“隋代菩萨”,197窟中唐“彩塑菩萨”,384窟盛唐“供养菩萨”等,都是上乘临品。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段文杰主持敦煌研究院,调入和招聘了侯黎明、娄婕、高鹏、吴荣鉴、马强、李月伯、赵俊荣、邵宏江、高山、杜永卫、沈淑萍、马玉华等高校美术专业毕业生,并聘请了一些国内高校的教师,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开展新一轮的临摹工作,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好的临品。如57窟初唐“说法图”,北魏251窟“力士系列”……都临得细致精到。

  四

  敦煌壁画临摹工作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至今已有70余年了,它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艺术和推动敦煌学的研究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在国内外举办的多次展览,通过敦煌壁画临本向观众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湛技巧和艺术魅力。1951年、1955年和1959年先后三次在北京举办展览均引起很大反响。在京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纷纷著文评论和解读敦煌艺术。

  郭沫若视敦煌壁画临摹为“研究业绩”,他说:“这样大规模的研究业绩值得钦佩,不仅在美术史上是一大贡献,在爱国主义教育上贡献更大。”胡愈之说:“我从这里认识了我们祖国的伟大,也认识了我们艺术工作者的伟大。”郑振铎则表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诸位艺术家和工作人员辛勤、坚忍地在远远的西陲,埋头苦干了八年的光荣经过,我们得感谢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见到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家们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向达认为:“敦煌艺术比之印度的阿旃陀石窟,毫无逊色,敦煌艺术本身固然永垂不朽,而其影响也光景常新。”吴作人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同志们积累他们艰苦奋斗得来的收获——壁画临本,把敦煌介绍给全国人民,甚至于全世界的人民。不但认识到中国在隋唐以前的绘画形式,更向前推进了五六个世纪,肯定了汉晋风格。”徐悲鸿则认为:“迨唐代中国性格形成,始有瑰丽之制,故敦煌盛唐作品,其精妙之程度,殆过于印度安强答壁画。”陈梦家说:“这次的敦煌壁画展览,不但表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数年来辛勤的收获,并将因其内容的生动与丰富,吸引更多的同志到西北去做考古艺术的工作。”梁思成在参观展览后说道:“通过这个展览,通过敦煌辉煌的艺术遗产,我们从形象方面看到了我们的祖先在一段一千年的时期内在艺术方面的伟大惊人的成就。而且看到了古代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沈从文说:“这次展览即已为国内学人研究中古时代文史、乐章、歌舞、兵制、建筑、绘画、西域文化交通史、中古社会、宗教心理……提供了无数新物证,启发了许多前所未料想的新问题。”王重民写道:“……我相信从这次辉煌壮大的展览以后,不但把研究敦煌学的情绪又要鼓动起来,而且更要提高与扩大一步。尤其对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默默创造出来的古艺术品,更要得到广泛的传播而获得普遍的教育意义。”而王逊、周一良、阴法鲁、阎文儒等著名学者都在参观壁画临本展的基础上对中古绘画、绘画与佛经、音乐与舞蹈、石窟构造与塑像进行了专题研究。傅振伦和宿白也在此基础上分别整理了“百年西北边疆探检年表”和“莫高窟大事年表”。

  1951年展出的临本主要是1944年至1950年艺术研究所时期的成果,1955年在故宫举行的敦煌艺术展则是1950年至1955年之间的一批临摹新作,这批作品规模大、内容新,展出后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引起了一些外国观众的兴趣。经国家文物局的安排,敦煌艺术展1956年和1957年又先后在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度等国家进行展出,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弘扬了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

  195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日本举办的临本展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不但自己到敦煌20次,还带领东京艺术大学的学生前来学习。

  1983年,段文杰、史苇湘、施娉婷、李永宁等在法国参加敦煌壁画临本展开幕式并参加学术会议,宣讲敦煌艺术。法国民众在巴黎参观了敦煌壁画临品展,好评如潮。1992年,中国敦煌古代科学技术展览在台湾举行,掀起敦煌热潮,台湾方面还举办了展出百日纪念活动,段文杰、李正宇、梁尉英应邀参加纪念活动,海峡两岸因传统文化的交融而增进了民间友谊。

  1998年后,樊锦诗主持研究院工作,继续重视展览工作。2000年、2009年,敦煌研究院在多次国际展览的基础上,又在北京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敦煌艺术展览,参观人数之多,超过了美术馆的历次美术展览。在交通不发达,摄录技术还不足以反映出古代壁画的真实效果时,敦煌壁画临摹画展的确是一种宣传介绍和弘扬民族传统艺术的最佳方式。即使在摄录技术水平很高的今天,壁画临本也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和欣赏价值。

  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到莫高窟参加临摹壁画和保护工作的艺术家,大部分都因不同的原因中途离开了莫高窟,但是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孙儒涧、史苇湘、李其琼、关友惠、万庚育、李真伯和刘玉权等始终坚守在莫高窟,与长期在莫高窟做后勤工作的范华、巩金、窦占彪、吴性善等同志,以及一批上世纪60年代到敦煌的研究人员成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遗产的中坚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们以多年临摹研究壁画的切身体会,撰写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石窟研究论文,编撰出版画册,持续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出版研究文集,创办研究专刊,推动壁画保护工作,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扩展了敦煌艺术的国际影响。还和院内外从事其他敦煌学科目的敦煌学家一道,扭转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局面,并将敦煌学研究更大范围推向世界,谱写了一曲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的劲歌,使敦煌文化艺术这份独特的世界文化遗产,得到全人类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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